观察者网专访张行南:遭遇极端水文气象事件后 下一步该怎么办?

2021-11-12

     今年夏季,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。其中,河南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因其罕见性与破坏性引发了公众诸多的讨论。

     在经历本轮特殊汛情后,我们该总结哪些经验?下一步,如何提升抗灾能力?围绕这一话题,观察者网专访了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张行南教授。


观察者网:今年,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。特别引起公众关注的是河南郑州的“720”特大暴雨,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。而一般我们认为的干旱地区——西北,在今夏也出现了暴雨和洪水。像“720”特大暴雨、西北地区的“沙漠洪水”这类极端天气事件是偶发事件吗?

张行南:有一定的偶发性,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,此类暴雨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发生的可能性。但以我们目前对天气的认识水平,没有办法在长时段内进行精准预测。当然。总体上出现暴雨还是南方多北方少。

观察者网:今年降雨带北移的时间比往年提前,南方黄梅天降雨比往年少,北方降雨增多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放到更长的时间段能看,今年北方的极端降雨天气增多,是否属于正常的周期波动?近年来,报道给大众的感觉是极端天气现象越来越多,龙卷风、沙尘暴、极寒天气也频繁出现。这些和全球气候变化是否有关,还是说多为一时一地的偶发?

张行南:今年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偏北,外加遇上“烟花”和“查帕卡”这两个台风,向郑州附近区域输送了大量水汽,配合北方来的低涡,所以才形成了特大暴雨,进而引发了洪涝灾害,气象领域的专家已有详细分析。

这种天气系统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偶发性。今年我们南京所在的华东一带,以前夏天常常受负热带高压控制,形成持续高温,但今年副热带高压处于偏北地带,所以我们华东一带今年夏天也都不是很热。

我们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,但从大趋势上来讲,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确实有所增加。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,大气环流、降雨的时空分布等也会随之改变。极端暴雨、沙尘暴、龙卷风的出现与之相关是可能的,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,还需作更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研究,我们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另外,我们觉得现在极端灾害性事件变多了,一个原因也在于以前互联网不发达、媒体报道有限,可能以前实际发生了,而我们不易知道。而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中,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炒作,大家的关注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随着媒体对灾害事件报道的增多,确实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类灾害现在越来越多了,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们国家和普通民众对人的生命越来越敬重。

观察者网:针对这些情况,大家也在讨论,我们的防洪标准是否也应进行提高。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现象:2010年甘肃一地遭遇暴雨袭击,各县在灾后重建时考虑将防洪标准由“20年一遇”提高到“50年一遇”。可仅仅10年后,当地再次遭遇极端强降水,日降水量达到“百年一遇”,多个监测站录得超历史极值的降水量……究竟该怎样设置防洪标准才比较合适?

张行南:防洪频率计算涉及到一个“把数理统计应用到水文统计”的问题。在水文学领域,这种统计方法实际上有一定局限性。

第一,特大的暴雨灾害事件具有较显著的“偶发性”特征,这些事件是否来自同一个系统(总体),一个什么样的系统,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。再加上样本太少,所以这些事件是否存在统计意义就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;

第二,要统计“多少年一遇”,第一个必要条件是“样本属于同一个总体”,就是说各地区整个天气系统是永远不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才能进行统计。可事实上,气候是不断变化的。

所以,讨论“多少年一遇”常常失去了意义,因为这种讨论背后的统计在基本理论方面具有缺陷,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误导大众。

暴雨和洪水,只有“更大”,没有“最大”,不断提高防洪标准和能力肯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,事实上我们的防洪能力也在不断提高。但我们无法设置一个具体量化的所谓“万无一失”的标准。

防洪标准的设置,还是要因地制宜,根据防洪保护目标、防洪需求来进行设定,还要考虑到我们实际能力和可行性等。一味拔高防洪标准并不科学的。今年遭遇特殊汛情后,我们对于极端水文气象事件的认识也在提升,以后的防汛措施会更完善,薄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跟上。

观察者网:这次公众看到了郑州地铁进水后的场景,公众在痛心之余也很担忧一个问题:今天我们的城市中有许多地下建筑,这些地下建筑该怎么防洪?对此,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?

张行南:就城市发展而言,利用地下空间也是无奈的选择,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。郑州地铁的事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,地下建筑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该想到防洪的问题,对风险大的区域,在建设过程中要留有一定的余地,给洪水一定的出路和回旋的余地。

同时,加强易淹没区域的防洪措施,尤其要重视预警、人员撤退等避险措施。对地势低洼的地铁等地下空间,甚至可以考虑采取汛期紧急派专人值守等措施。地铁内的工作人员也应了解如何疏散人群。只要防汛避灾方案科学、细致,实时措施到位,这种灾害不是不可避免的,尤其是人员的伤亡。

另外,提高民众的防洪意识非常重要。对于火灾等,我们的普通民众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警惕意识,但对于防汛,还相对弱一些,普通人也并不都了解自救的方法。对此,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,提高对洪涝灾害的科学认识和防灾避险意识,甚至进行防灾演练等,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。这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,“事前防灾”可能比“实时抗灾”更有效。

观察者网:在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发生后,人们也在讨论:气象预警和城市应急如何响应?在预警发出之后究竟该怎么做——什么情况下要停工停产?如何协调各部门,调度各类救灾资源?针对这些问题,我们现在是否有成熟、系统的做法?

张行南: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确实给我们提了个醒。对于极端气象事件,我们在思想上必须绷紧一根弦。

每年汛期,国家相关部门每天都要会商,汛情紧急时还会加大会商频次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,可以协调水利、气象、应急、武警、民政多个部门参与相关工作,在省级层面也一样,每年防汛前这些参与部门都要开会。

至于预警发出后的工作,各地还是依据各种预案和规定来执行。从今年郑州的特大暴雨事件,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还有欠缺。将来在应对措施的研究和制订上,不仅要科学合理,还要详细、可执行,实际操作中要能有效落实。

我曾经在香港工作过一年,因为老有台风,所以就形成了一套防台预警机制,根据预测预报,挂出风球信号,人们根据风球信号安排生产生活。其中,8号风球是最大的,挂出之后,大家都可以不用出门,停课停工。

我们未来在这方面也应该加强研究,编制出一套健全的预案,明确什么情况下可以停工停课、地铁停运,实时操作时,按预案来执行。

观察者网:8月初,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《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(2021)》指出:1961~2020年,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。东北中北部、江淮至江南大部、青藏高原中北部、西北中部和西部年降水量呈明显的增加趋势,其中江南东部、青藏高原中北部、新疆北部和西部降水增加趋势尤为显著;而东北南部、华北东南部、黄淮大部、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、西北地区东南部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。

这种趋势给我们的防汛工作提出了怎样的挑战?未来在面对洪水的时候,我们该如何尽可能地做到“精准专业防灾”?

张行南:上面已经讨论过了,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区域,只是宏观上南方的可能性要大于北方。作为防洪工作,未来肯定是长期经常性工作,不气候如何变化,防洪工作肯定不能放松。

我们常说“防汛抗洪”,防汛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,我们必须要做好,到了抗洪的一步,就进入“被动阶段”了。

防汛体系分为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。工程措施主要是水库、堤防,还有蓄洪滞区;非工程措施,就是预测预报、防洪调度、预警、救灾等等。这些都是我们进行防灾工作的着力点。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工程和非工程措施措施,提高应急能力,发挥防灾、减灾、救灾的主导作用。

另外,就是我刚才提到的,要在思想上引起重视,健全预案,提升民众的意识;二是可以由政府牵头绘制风险图,告诉老百姓辖区内哪些地方地势低容易淹水,开展洪涝灾害风险宣传教育,在汛期尽量避免前往,尤其尽量避免前往高风险区,遇到灾害时,知道如何在第一时间避险和自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