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夏季，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。其中，河南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因其罕见性与破坏性引发了公众诸多的讨论。

     在经历本轮特殊汛情后，我们该总结哪些经验？下一步，如何提升抗灾能力？围绕这一话题，观察者网专访了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张行南教授。

观察者网：今年，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。特别引起公众关注的是河南郑州的“720”特大暴雨，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。而一般我们认为的干旱地区——西北，在今夏也出现了暴雨和洪水。像“720”特大暴雨、西北地区的“沙漠洪水”这类极端天气事件是偶发事件吗？

张行南：有一定的偶发性，但也不是完全出乎意料，此类暴雨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发生的可能性。但以我们目前对天气的认识水平，没有办法在长时段内进行精准预测。当然。总体上出现暴雨还是南方多北方少。

观察者网：今年降雨带北移的时间比往年提前，南方黄梅天降雨比往年少，北方降雨增多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放到更长的时间段能看，今年北方的极端降雨天气增多，是否属于正常的周期波动？近年来，报道给大众的感觉是极端天气现象越来越多，龙卷风、沙尘暴、极寒天气也频繁出现。这些和全球气候变化是否有关，还是说多为一时一地的偶发？

张行南：今年主要是副热带高压偏北，外加遇上“烟花”和“查帕卡”这两个台风，向郑州附近区域输送了大量水汽，配合北方来的低涡，所以才形成了特大暴雨，进而引发了洪涝灾害，气象领域的专家已有详细分析。

这种天气系统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偶发性。今年我们南京所在的华东一带，以前夏天常常受负热带高压控制，形成持续高温，但今年副热带高压处于偏北地带，所以我们华东一带今年夏天也都不是很热。

我们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，但从大趋势上来讲，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确实有所增加。因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，大气环流、降雨的时空分布等也会随之改变。极端暴雨、沙尘暴、龙卷风的出现与之相关是可能的，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，还需作更深入的定性定量分析研究，我们应该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
另外，我们觉得现在极端灾害性事件变多了，一个原因也在于以前互联网不发达、媒体报道有限，可能以前实际发生了，而我们不易知道。而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中，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炒作，大家的关注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随着媒体对灾害事件报道的增多，确实也让我们感觉到这类灾害现在越来越多了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们国家和普通民众对人的生命越来越敬重。

观察者网：针对这些情况，大家也在讨论，我们的防洪标准是否也应进行提高。有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现象：2010年甘肃一地遭遇暴雨袭击，各县在灾后重建时考虑将防洪标准由“20年一遇”提高到“50年一遇”。可仅仅10年后，当地再次遭遇极端强降水，日降水量达到“百年一遇”，多个监测站录得超历史极值的降水量……究竟该怎样设置防洪标准才比较合适？

张行南：防洪频率计算涉及到一个“把数理统计应用到水文统计”的问题。在水文学领域，这种统计方法实际上有一定局限性。

第一，特大的暴雨灾害事件具有较显著的“偶发性”特征，这些事件是否来自同一个系统（总体），一个什么样的系统，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。再加上样本太少，所以这些事件是否存在统计意义就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；

第二，要统计“多少年一遇”，第一个必要条件是“样本属于同一个总体”，就是说各地区整个天气系统是永远不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才能进行统计。可事实上，气候是不断变化的。

所以，讨论“多少年一遇”常常失去了意义，因为这种讨论背后的统计在基本理论方面具有缺陷，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误导大众。

暴雨和洪水，只有“更大”，没有“最大”，不断提高防洪标准和能力肯定是我们努力的方向，事实上我们的防洪能力也在不断提高。但我们无法设置一个具体量化的所谓“万无一失”的标准。

防洪标准的设置，还是要因地制宜，根据防洪保护目标、防洪需求来进行设定，还要考虑到我们实际能力和可行性等。一味拔高防洪标准并不科学的。今年遭遇特殊汛情后，我们对于极端水文气象事件的认识也在提升，以后的防汛措施会更完善，薄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会跟上。

观察者网：这次公众看到了郑州地铁进水后的场景，公众在痛心之余也很担忧一个问题：今天我们的城市中有许多地下建筑，这些地下建筑该怎么防洪？对此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

张行南：就城市发展而言，利用地下空间也是无奈的选择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国家。郑州地铁的事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地下建筑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该想到防洪的问题，对风险大的区域，在建设过程中要留有一定的余地，给洪水一定的出路和回旋的余地。

同时，加强易淹没区域的防洪措施，尤其要重视预警、人员撤退等避险措施。对地势低洼的地铁等地下空间，甚至可以考虑采取汛期紧急派专人值守等措施。地铁内的工作人员也应了解如何疏散人群。只要防汛避灾方案科学、细致，实时措施到位，这种灾害不是不可避免的，尤其是人员的伤亡。

另外，提高民众的防洪意识非常重要。对于火灾等，我们的普通民众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警惕意识，但对于防汛，还相对弱一些，普通人也并不都了解自救的方法。对此，加强对公众的宣传教育，提高对洪涝灾害的科学认识和防灾避险意识，甚至进行防灾演练等，都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。这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，“事前防灾”可能比“实时抗灾”更有效。

观察者网：在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发生后，人们也在讨论：气象预警和城市应急如何响应？在预警发出之后究竟该怎么做——什么情况下要停工停产？如何协调各部门，调度各类救灾资源？针对这些问题，我们现在是否有成熟、系统的做法？

张行南：郑州“7·20”特大暴雨确实给我们提了个醒。对于极端气象事件，我们在思想上必须绷紧一根弦。

每年汛期，国家相关部门每天都要会商，汛情紧急时还会加大会商频次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，可以协调水利、气象、应急、武警、民政多个部门参与相关工作，在省级层面也一样，每年防汛前这些参与部门都要开会。

至于预警发出后的工作，各地还是依据各种预案和规定来执行。从今年郑州的特大暴雨事件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方面还有欠缺。将来在应对措施的研究和制订上，不仅要科学合理，还要详细、可执行，实际操作中要能有效落实。

我曾经在香港工作过一年，因为老有台风，所以就形成了一套防台预警机制，根据预测预报，挂出风球信号，人们根据风球信号安排生产生活。其中，8号风球是最大的，挂出之后，大家都可以不用出门，停课停工。

我们未来在这方面也应该加强研究，编制出一套健全的预案，明确什么情况下可以停工停课、地铁停运，实时操作时，按预案来执行。

观察者网：8月初，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《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（2021）》指出：1961～2020年，中国平均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。东北中北部、江淮至江南大部、青藏高原中北部、西北中部和西部年降水量呈明显的增加趋势，其中江南东部、青藏高原中北部、新疆北部和西部降水增加趋势尤为显著；而东北南部、华北东南部、黄淮大部、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、西北地区东南部年降水量呈减少趋势。

这种趋势给我们的防汛工作提出了怎样的挑战？未来在面对洪水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尽可能地做到“精准专业防灾”？

张行南：上面已经讨论过了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发生洪涝灾害的可能区域，只是宏观上南方的可能性要大于北方。作为防洪工作，未来肯定是长期经常性工作，不气候如何变化，防洪工作肯定不能放松。

我们常说“防汛抗洪”，防汛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，我们必须要做好，到了抗洪的一步，就进入“被动阶段”了。

防汛体系分为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。工程措施主要是水库、堤防，还有蓄洪滞区；非工程措施，就是预测预报、防洪调度、预警、救灾等等。这些都是我们进行防灾工作的着力点。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工程和非工程措施措施，提高应急能力，发挥防灾、减灾、救灾的主导作用。

另外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，要在思想上引起重视，健全预案，提升民众的意识；二是可以由政府牵头绘制风险图，告诉老百姓辖区内哪些地方地势低容易淹水，开展洪涝灾害风险宣传教育，在汛期尽量避免前往，尤其尽量避免前往高风险区，遇到灾害时，知道如何在第一时间避险和自救。